本文作者為大灣區香港中心研究總監王緝憲教授。文章轉載自《信報》「緝步成章」專欄（於2024年10月1日刊登）

當國際局勢轉趨對立，內地與香港融合日益深入之際，「兩制」的核心價值與實踐方式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王緝憲教授在本篇文章中指出，真正落實「一國兩制」，不應僅從形式理解，更須從制度設計、比較環境與發展指標等層面作出根本性思考。香港需要一套有別於內地的發展KPI，強化自身優勢，並回應國家在多元制度環境下的戰略需求。

「融合」不等於「一體化」：制度差異是香港價值所在

最近，香港著名社會學教授呂大樂在北京大學訪問時談到，目前是認真研究落實「一國兩制」和讓香港更國際化的重要時刻，我非常認同。2019年風暴和實施《國安法》之後，應該不會有人再擔心對「一國」的挑戰。但如何確保繼續落實兩制，則遇到兩個方面的挑戰。一方面，世界從經濟全球化退到了類似1960年代的二元政治陣營，不同的是其中一個超級大國從蘇聯變成了中國。這迫使世界各國選邊站。而這次轉向是在全球已經網路化，甚至進入AI時代發生的。一個最不希望出現的局面，就是從貿易到金融，從軟體到硬體，最終形成兩大互不相容的系統。這可能迫使香港無法與西方世界接軌，從而失去國家希望香港保持「兩制」所帶來的價值。

另一方面的挑戰來自與內地進一步融合。融合是個中性詞，是指從1997年以來一直處在進行時的一個過程。例如本世紀初大量中國企業在香港上市，吸引國際投資，其本質也是一個融合，即由更瞭解中國需求的香港金融業向內地企業提供服務，是一個按照香港法規和國際標準完成的融合。不過最近，融合趨於社會化，融合方式多元化。例如逢週末超過10萬港人去深圳吃喝玩嗨後，再購物返港；香港本地零售業很多店也像台北西門町，接受微信支付和支付寶；深圳乘地鐵可用八達通，香港的士也終於開始接受非現金支付。各種跨境服務，從保險理財，來港升學，到跨境包車、香港網紅打卡點婚紗攝影，合法的非法的，內地網站「小紅書」上都有。

上述種種社會融合現象，與2019年事件沒有必然聯繫，而是港深兩地經濟發展、變化、互動的自然結果。這些融合並不會對香港兩制構成挑戰。挑戰來自兩種情況。一種是「一體化」的想法和做法。「一體化」本是對某過程的描述，但基於傳統計劃經濟思維，常被不知不覺地當作了褒義詞。以為兩個甚至多機構合併了就可以化解一切問題。卻不知交易費用理論早已證明，合與分要看情況。分，亦有可能帶來更有效率的專業化發展。兩年前，我參加一研討會，聽到某諮詢公司建議將香港機場與深圳機場合併，並由深圳機場管理，以解決深圳機場國際航班不足問題。這是既不懂市場經濟同時也不講政治的思維。這種一體化的本質不是融合，而是同化。

「比較環境」是制度設計，不是歷史偶然

另一種挑戰是香港能否繼續在很多事物上採用不同於內地的處理方式。鄧小平先生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初心，就是讓兩制在一國內共生。這種共生並不只是給台灣看的秀，而是讓中國更瞭解不同制度的利弊，存有一個既在自己控制下，又在經濟和社會管理體系上與西方社會接軌的地方。於國家而言，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優勢。例如，外幣可以自由流動和兌換；可以有更接近英美的教育體系；可以上「外網」；可以單獨與其他國家和地區談判航權；可以容許既不合法也不非法的網約車運營，倒逼計程車改革；可以英語做官方語言，以普通法作為法治基礎；在遇到特殊情況如新冠疫情時，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考慮國際化程度和社會運作方式，選擇應對措施。還可以列出一大堆「可以」，它們構成了「兩制」的內涵和空間，即與內地不同的「比較環境」，做內地尚未適宜做，但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事。

比較環境，是指由政府（特別是經上層政府設計、確認和批准）設立，刻意與周圍地區、城市等的社會制度或者營商環境不同，並以法定制度維繫這種差別的社會經濟區域。它與所在地理位置及條件疊加構成比較環境。香港和深圳是由兩個國家層級政府在兩個不同歷史時期製造出來具有「比較環境」的城市。而其中，香港是英國政府為了打入中國市場製造的門戶港城；深圳這個「比較環境」又是基於香港的存在、為完成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對外開放之歷史使命而度身定制的。這兩個相鄰的城市一起構成了中國與世界市場經濟體系之間的過渡介面和橋樑。過去40年，香港與深圳融而不同，深圳與內地似而有別，正是這兩個城市成功的根本。而今任何改革，都該有利於兩制雙城繼續演進。

要比肩世界頂級城市，香港需制定獨立KPI

除了「兩制」，香港與內地還有發展階段的不同：香港人均收入遠高於內地任何城市，人口超高齡化嚴重，更類似很多歐洲城市。套用迅速工業化、城市化地區的經濟指標（KPI）來衡量香港，比如GDP增長速度、製造業比重、投資總量等，並不合適。香港需要制定一套與內地不同的KPI，例如人均能耗、人均碳排放、人均醫生人數、教育普及程度、科技創新能力、人均壽命、步行15分鐘範圍內的公共服務設施水準、市場自由度、國際資訊、貿易、金融及文化交流的強度和相容度等，以反映在一國兩制「比較環境」中和在更高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上，香港如何比肩世界頂級城市。我的列舉並不精准和完善，但香港改革的方向應基於這樣一組與內地不同的KPI，並獲得中央政府的背書。特區政府則需要有魄力和智慧，在借鑒內地先進經驗之外，充分利用「兩制」下香港特有的政策空間和實施方式，形成優勢，為港人更為國家某利益。

本文開始時提到兩制受到另一挑戰來自國際形勢轉變。香港是依賴流通生存的，因此，更國際化和更區域化是香港繼續香的根本出路。下期會探討人流、物流、資訊流和資金流方面的痛點和機會，敬請關注。